一、基本案情

1995年4月，田某某、万某某、某塑料编织厂发起设立了A公司，后A公司股东经多次变更，1996年9月，A公司名称变更为B公司。2000年，田某某离开B公司。同年12月，B公司股东变更为某艺术发展公司，马某某、康某（向公司缴纳出资35万元）。2002年3月5日，马某某、田某某、康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田某某名下B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康某，协议书上田某某签名系马某某代签。2006年5月，B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某某、康某两人。2011年年初，马某某因病去世。2012年1月，田某某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依法确认其在B公司的股东资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田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其在B公司股东资格，只提交了B公司前身A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而没有举证出公司给其签发的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相应证据，亦不能举出其实际向公司缴纳出资的证据。根据A公司发起股东万某某的证言，A公司注册登记时各股东均没有出资，公司资金只有马某某交付的租赁费3万元。另外，田某某2011年提起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田某某的诉讼请求。田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件分析

股权归属是诸多公司诉讼案件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也是解决与公司股权有关争议的前提条件。此类诉讼的裁判结果对于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具有重要意义。审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查标准，存在不同认识。本案审理中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股权归属争议应以是否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为主要审查标准

（一）股东资格确认诉讼的审查标准问题

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实行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虽未出资，公司可以成立，没有出资仍可取得股东资格。即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可以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又规定了公司股东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进一步明确如果符合股东资格及股权的外观形式，即使股东违反出资义务，也应确认股东资格。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同时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即通过出资、认缴出资方式或者受让方式依法原始取得或者继受取得股权。

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精神，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出资，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仅仅发生在公司股东与股东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之外的其他民事责任时，也必须对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强调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的意义在于对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因此，对于股东资格确认诉讼，首先应当区分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公司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然后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在诉讼涉及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而作出的行为效力；在公司股东之间因股权归属产生争议时，应注重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即是否实际出资，是否持有出资证明书，是否行使并享有股东权利。

具体到本案，田某某主张享有B公司的股东资格，B公司及公司现股东康某并不认可田某某的主张，本案纠纷系B公司内部股东因股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不涉及公司之外第三人。由于田某某主张的股权并非以受让或者其他形式继受取得，因此，应重点审查田某某是否具备享有股权的实质要件，即田某某需证明自己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

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A公司设立时，该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均记载田某某为公司发起人，出资35万元。诉讼中，田某某提交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只有1995年3月20日A公司设立之时出具的验资报告和1996年7月20日马某某加入A公司，变更为公司股东时出具的验资报告。B公司及康某均否认两份验资报告的真实性，主张田某某没有实际出资。A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万某某证明公司设立时登记的发起人股东都没有实际出资。在当事人对田某某履行出资义务的唯一实质性证据验资报告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田某某未能提交与这两份验资报告相对应的出资证明书、银行进账单、汇款单等凭证证实向A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也未能提交在A公司成立后向该公司或者B公司补缴出资的证据。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田某某向A公司、B公司履行了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义务，因而田某某不具备具有B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要件。

从当事人确认的另一事实考察，A公司1995年设立时田某某经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2000年，田某某离开B公司，至本案诉讼，一直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知情，再未实际行使和享有公司股东权利，故田某某不具备实际行使和享有股东权利的实质性要件。

（二）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问题

本案一、二审期间，B公司、康某均主张田某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中股权受到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认为田某某对2002年3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提出异议，但其作为股东最迟应当在当年7月中旬定期召开股东会之时知道其股权已转让的事实，或者其作为公司股东应在公司营业期限届满的2005年4月知道其股权转让的事实。其在2011年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当事人可以对除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上述债权请求权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我们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对于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并非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虽然在名义上被称为请求权，但实质并非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

就本案而言，田某某请求确认其为B公司股东，其请求权的实质是形成权，因此，田某某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B公司及康某关于田某某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虽然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二审予以维持，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认定田某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