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者李炜光批评中国征税过重，认为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玻璃大王曹德旺认为“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民间减税的呼声貌似达到历史顶点。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也接连转载多篇文章，指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不靠谱，严重误导社会公众。
有关专家认为，官方和非官方的对国家税率的看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双方用来衡量赋税高低的“税率”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经济学上的税收收入是一个宏观概念，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财政总收入的意思。所谓的广义宏观税率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两大部分：各种税收收入和各种非税收收入。
由于在大部分国家，税收收入的部分占了财政总收入的90%左右，以至于在现实经济语意上，大家一定程度上把财政收入混同于税收收入。但事实上，财政收入不能等同与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包括四个部分：各种税收、各种收费、政府发债收入、其它资产性收入（比如，卖地收入）等。
因此，一个是指的是全部的财政收入，一个是指的是财政收入中的各种税收。用全部的财政收入来衡量税率和用财政收入中的各种税收来衡量税率，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官方说，我国的税率不高，是用咱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的各种税收来比较其它国家的税收全部的财政收入，这个结论当然不同。
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发表一个税负痛苦指数，指数越高，一个国家的税负越重。根据《福布斯》的计算，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列出的50个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
中国财政部予以痛斥，因为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大约在30%左右，而中国的税负比例还不到20%。2015年中国各种税收收入约12.5万亿元，占GDP总额约18.5%，官方这里用了小税收的概念取代了大税收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是大税收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收到的那个“各种税收”，也包括了政府的其它各项收入。
事实上，中国学界和商界对中国过高的税负有一致的认同，而官方长期以来也一直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来批驳民间对此的指责批评，反正国内绝大部分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税率高低究竟该如何判断。
一、中国的宏观税负高在哪里？
税的本质就是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走的部分，无论以什么名义或形式，也就是政府全部的财政收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一个国家全口径政府财政收入为：一般预算收入（各种税收收入和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几项。
1.一般预算收入，包括各种税收和各种收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财政收支统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占GDP比例为22.5%。纯粹按这个税负比率看，我们的税负比例当然不高，也正是政府痛斥《福布斯》杂志污蔑的依据。但是，政府的收入就此打住了吗？当然没有。
2.社保基金收入。
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都包括了社保收入等，为什么中国的财政收入中不包含这部分收入，而事实上这部分收入是由政府支配和管理的。中国2015年社保基金总收入为4.6万亿元，加上这部分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变成了19.82万亿元。
3.土地出让金。
按照国际标准，或者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土地出让金显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根据财政部“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的统计，全国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为33657.73亿元。加上这个数字，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了23.19万亿元。
4.政府基金和发债收入。
根据财政部报告，2015年中国的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112亿元，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218亿元，国债收入2.36万亿元，加上这些收入，中国2015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增加到了大约26.67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2015年的GDP是67.67万亿元，财政收入约为26.67万亿元，宏观税负比率为39.4%，超过发达国家约10个百分点。
表面上看似乎纯税率不高，但实际上，政府通过其它各种合法方式从国民的口袋里拿走了收入。
二、隐性的税负
发达国家政府公布的财政收入与实际水平接近，并且公开透明，但我国政府公布的收入统计不完整，游离在外的隐性收入不少，包括规模不小的未纳入政府预算的非税收入、计划生育罚款收入、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赞助费等等。这些政府的收入较难统计，尤其是在地方政府。
此外，还有铸币收入，或者说是发行货币的收入。在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通常情况下，超量的货币发行被当做是一种铸币税，视同是政府的一种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富人掠夺穷人财富的一种隐性的方式。
按照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算，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中国每年印钞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GDP的增长，举世前列，这算不算某种铸币税？无论统计上怎么计算，超发货币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却完全落在了全体百姓的头上，是由全体人民承担。如果把这个也算进来，2015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新增17.36万亿元，中国的税负水平就是65%。
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么高的税负水平上来解释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模式的另一面。
三、从“总税率”概念看，中国企业的税负超高
现在看看企业的税负问题。国际上评价企业税负水平通常采用所谓的“总税率”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研究并发布。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这包括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强制性缴费也可以称为“劳务税”。具体说，所谓“劳务税”就是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等劳务管理方面的支出。
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在中国企业68%的总税率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世界劳务税的平均水平仅为16.3%，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劳务税是目前中国企业主受困扰的重要方面，而且现在企业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要是真足额缴纳，企业负担更重。
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宏观税负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宏观税负水平影响一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不同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接近或超过40%的水平。李炜光先生认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不到10%，40%的税费负担足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笔者认为，税费高低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大小并非绝对，还要看整体经济的情况。在经济增长在9%以上的年份，企业盈利水平相对较高，多承担一点税费也还能过得去。但是在整体经济不景气和发展低速情况下，同样的税负水平对企业来说，就有可能变成了死亡杀手。
对大企业和国企来说，在40%的宏观税负下，即便经济不景气，它们还可以靠国家的资助和保护，靠大企业的积累和体量，勉强支撑前行。但对民营的中小企业来说，高税负必然成为致其于死地的基本因素。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十个中小企业里可能有九个会逃税或者漏税，至少这是人所共知的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除了某些企业主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苛税猛于虎，将企业逼上梁山，这恐怕是一个基本事实。
四、税收高不高，关键看税收用在哪里
从本质上看，税收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这个基本立场看，如果税收最终是用在老百姓身上，即便是超高的税收，也是合理的，高税收最终让国民收益。比如，大家都知道，法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其宏观税负率都超过30%以上，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也占了GDP的大头。
拿2014年的数据比较，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占GDP的比例约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加拿大是23%，德国是28%，美国是21%。
相比之下，2014年中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只有8%，这个数字比前几年还略有提高。既然中国的税负水平那么高，税收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从过去十几年的平均水平看，各级政府自身就花掉了约四分之一左右的财政收入。
五、高税负支撑高增长的模式能否持续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主要靠出口和投资。五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过去五年，政府投资拉动成为主动力。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是来源于税收。显然，没有超高的税负率，政府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海内外投资。
历史经验证明，总体上看，政府投资的效益最差，政府投资往往受到政绩的影响，而忽略市场的需求。
政府得到资本资源越多，资本效益就越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收了那么多的税收，每年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货币的投资产出效率越来越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越来越不足。
本来应该属于企业的资本资源，现在被政府抢走了，政府取代市场成为投资的主体，这个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定律，可以极速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长期就会暴露出其根本性的短板：企业创造的资本被长期占用和浪费，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而政府投资必须要靠更高的税收来筹集资本和经费，产生“税负超标—投资推动—增长低效”这三者间的恶性循环。
高税负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模式必须停下来了。
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越来越一致的共识：企业减税刻不容缓。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要做到真正减税，谈何容易。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庞大的政府，我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各级党务机构的开支、各级各种社会事业团体的开支，这些能减少吗？已经形成的社会负债的还本付息能减少吗？社会安全和维稳的开支能减少吗？国防开支能减少吗？已经承诺了的对外援助能减少吗？已经投资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开支能减少吗？这些都是硬约束，一分不能少。
在许多硬约束的条件下，实际上，企业家们不指望实际上会发生什么真实的减税，只希望不要发生变相的加税。其实，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大多地方政府想到的不是如何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渡难关，而是挖空心思在想如何通过增加各种非税收收入的形式对企业加税。一旦政府财税增长缓慢，大多地方税务部门都会给税管员下硬指标，通过查账罚款或者征缴其它费用的形式，从企业身上榨取尽可能的收入。
一句话，政府不变小，税只能越来越重。
